1963年的某天，如果你在山东某村村口遇见老王头儿一只手捧着棉布、毛巾和肥皂，另一只手拎着胶鞋，兴高采烈地往家走，那么他很有可能是刚刚领到了交售黄金的奖励，准备回家报喜。

　　棉布3尺、毛巾1条、肥皂1块、胶鞋1双，是当时国务院颁布的规定中，对群众采金每交售1两纯金的实物奖励标准。这些奖励是在国家收购价格1两240元的基础上额外给予群众的。也就是说，老王头儿的裤兜里很可能还揣着240元现金。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黄金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各地人民政权建立后，金矿生产开始恢复。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恢复速度较为缓慢。从1953年至1956年，黄金工业徘徊不前，黄金产量出现下滑。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外贸渠道不断拓宽，从国外进口技术装备的需求激增，国家仅靠出口物资创汇已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中国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出售相当数量的黄金储备，以满足进口工农业先进装备的需要。

　　增产黄金的迫切要求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调查研究发表谈话，或召开会议、制定政策，组织有关部门并发到广大群众，发展黄金工业。

　　1957年8月30日，冶金工业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向国务院上报《关于目前黄金生产情况及今后发展黄金生产的意见的报告》。国务院对此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在收到报告5天后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大力组织群众生产黄金的指示》。这一指示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发展黄金工业全面系统的方针政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黄金工业的政策法规。

　　在此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以及财经、冶金、金融等部门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落实指示精神，并且卓有成效。

　　老王头儿所获的实物奖励，正是源于当时国务院自1963年4月1日起实行的对群众生产黄金的奖售规定。

　　在1965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董必武曾说：“抗日战争时期，华东的同志在打仗时还注意搞些黄金，带到蒋管区换回我们急需的物品。当时胶东半岛上的老百姓也生产黄金，现在却都停了。清朝光绪年间每年生产的黄金，比我们现在还多。解放初，中学教科书和地图上还注明我国哪些地方生产黄金，现在地图上不注了，教科书上也不记载了，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对董必武的发言非常重视，说：“董老提倡挖金子、银子是对的，要多挖金子、银子。”这对我国黄金工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将群众采金热情逐步推向高潮。

　　自1975年王震接管黄金工作后，群众集体采金事业发展得更加快速。群采人数和产量均直线上升，取得了巨大成绩。1976年至1985年的10年间，全国群众集体采金产量总计147.25万两（约4.6吨），占同期全国黄金总产量的21.25％，占同期全国矿产金总量的28.6％。也就是说，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矿产金是来自于群众集体采金生产的。

　　山东招远蚕庄镇前孙家村，就是依靠群众采金从贫困村一举成为远近闻名“金庄”的典型。1985年，这个村的人均分配1090元，且用上了自来水，户户有电视机。在北京、内蒙古、河北、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采金致富的乡镇和农户也大批出现。

　　在“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和“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方针下，群众采金人数激增，一时间到了难以驾驭的地步。社会秩序被扰乱，不法分子混迹其中，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日益严重。特别是小秦岭金矿区的矿业秩序问题，引起了中央和社会各方的关注。

　　1988年10月30日，《国务院关于对黄金矿产实行保护性开采的通知》发出，强调“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明确将黄金矿产列为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并声明自该通知发出之日起，停止审批个体采金，不得再向个体发放黄金矿产采矿许可证。

　　不可否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群众采金为我国黄金工业的发展汇聚了强大力量，是新中国黄金发展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群众采金退出历史舞台不仅是提升产业集中度的必要举措，更是对黄金行业健康发展的极大促进。

　　（裴虹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