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夹皮沟韩家老矿硐口，矿工们入坑背矿。

　　 

　　

　　1948年，国民党逃离大陆前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大批民众挤兑黄金。

　　 

　　

　　上世纪70年代，玲珑金矿“老婆孩子砸矿块”的情景。

　　 

　　

　　上世纪70年代蚕庄金矿选矿厂工作场景。

　　 

　　

　　上世纪70年代新城金矿的卷扬机。

　　 

　　

　　胶东地区运送黄金路线图。

　　 

　　

　　夹皮沟金矿日伪时期修建的选矿厂。

 

　　7月1日上午8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0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从苦难深重的曾经，到意气昂扬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

 

　　奔流激荡100年，黄金产业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人拉肩扛的土法生产到机械化、自动化生产为主，如今正在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型工业化迈进，黄金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实现了勘探、开采、选冶、设计、加工、消费、投资交易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目前，我国黄金产量、黄金消费量均居全球之首，黄金市场规范繁荣发展，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世界瞩目。我们正从追随者转变为引领者，从黄金大国转变为黄金强国。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黄金产业的沧桑巨变、凤凰涅槃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黄金穿越火线为我党的革命事业提供了经济支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黄金为国家换取外汇，购买大量急需的设备、技术，有力支持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黄金在稳定金融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等方面又奋勇向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黄金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贡献新的力量。

 

　　一路走来，黄金愈发闪耀金灿灿的光芒。一路向前，黄金将谱写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战火纷飞中的红色基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从1935年到1942年，东北地区产金达87.62万两（约27.38吨），约占当时全国黄金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据统计，自1937年至1942年，全国生产黄金总计约172.4万两（约53.88吨）。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此时，帝国主义势力加紧掠夺中国资源、摧残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我国黄金产业发展十分缓慢，各区域的发展很不均衡。

 

　　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

 

　　建党初期，我党的革命经费并不充足。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共领导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发展起来。在苏区送往上海中央领导机构的诸多款项之中，黄金作为一种更具价值的硬通货，对于驻扎于大城市的中共中央来说更是急需的特殊资源。土地革命时期，赣东北苏区和中央苏区曾经搜集缴获了大量的黄金。1931年至1932年间，方志敏曾两次率领红十军入闽作战，筹集黄金3000余两；1933年给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送去黄金2箱、银洋18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先后为上海中共中央输送了大量的包括黄金在内的活动经费。苏区搜集并提供的黄金、银元、钞票等经费，为中共中央继续驻足上海开展革命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石。

 

　　湖南黄金洞金矿自清末开启大规模开采以来，矿工工作环境极其艰苦恶劣，每年开采出来的千余两黄金几乎全为帝国主义所掠夺、军阀所分赃。1928年，平江起义爆发，黄金洞不仅是策动平江起义的中心，还是湘鄂赣苏区的中心，在当时，这里一度成为了湘鄂赣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及其机关的驻地，这其中不仅仅有地缘区位的原因，还有很重要的经济考量。作为平江地区最大的金矿区，黄金洞出产的黄金是当时我党武装斗争相当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在1932年4月的一份《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执委扩大会四个月行政计划决议案》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语句：“省苏须设法整理和扩大开采黄金洞的金矿，以裕财政收入。”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接管了黄金洞金矿的开采，同时组织了300多人，一个月通过开采黄金所获收入约1690元，占当时平江县财政收入的15％。

 

　　在被四面包围的白色恐怖里，在敌人密不透风的严密封锁中，湘鄂赣苏区的人民既要打仗，还要吃饭，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员千方百计地开辟财源，节约开支，最终让根据地度过了财政困难的难关，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黄金洞矿山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一些黄金矿山坚持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黄金作为“硬通货”有力支持了党的革命事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对东北地区的金矿资源进行了疯狂掠夺。据第七次《中国矿业纪要》记载，从1935年到1942年，东北地区产金达87.62万两（约27.38吨），约占当时全国黄金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在白山黑水间，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在金矿开展抗日运动，开采的黄金为抗战换取了大量军事医疗物资。1939年，东北抗日联军将领赵尚志率领100多名抗联战士，奋勇杀敌，打下了乌拉嘎金矿，还吸收了一部分矿工加入抗联队伍。1946年，黑龙江省恢复了乌拉嘎、鸵腰子、漠河等处的黄金生产，并分别设立金矿局。

 

　　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第十九旅解放了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吉林夹皮沟金矿，成立夹皮沟金矿一局。夹皮沟金矿由此成为解放区第一座中型机械化黄金矿山，也成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1947年夏，吉林省成立夹皮沟金矿局。1948年，夹皮沟金矿恢复生产，当年产金1万两，1949年产金达到2.25万两，超过了伪满时期的最高水平。而其他金矿也在我党的领导下全面恢复生产，黄金产量屡创新高。很多党员干部深入生产现场，号召各金矿多生产黄金支援前线也起到重要作用。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一两黄金养一个兵。”

 

　　在胶东地区，1922年，日本帝国主义就将触角伸向了那里。1939年2月，日寇占领招远，并于1941年建成了一座150吨处理能力的选矿厂。这些被掠夺走的黄金全部存入了日本正金银行。为了抗击日本的侵略和掠夺，在1934年至1945年期间，中共胶东党组织领导胶东军民开展了集武装斗争和经济斗争于一体的“黄金抗战”，与侵略者争夺黄金资源，既打击日寇的侵略，又在经济上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特别是1940年11月后，为了解决党中央的财政困境，胶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产出的大量黄金，通过艰险而漫长的秘密通道送往延安，对支撑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5年8月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从侵略者手中重新夺回山东招远玲珑金矿，并立即成立玲珑矿务局，恢复生产。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该矿累计生产黄金6.44万两（约2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胶东行署北海采金办事处直接管理招远县的黄金生产，累计生产黄金22万两（约6.82吨），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华北，1946年冀东行署工矿局成立，管理青龙、洒河桥等地的采金生产与收金工作。河北省青龙县是个贫困县，收金所为了组织群众采金搞生产自救，以两石米（约498公斤）的高昂价格换购一两黄金。当地群众长时间有这样的传说：“那两年若不是人民政府收金搞救灾工作，老百姓还不知道饿死多少人呢！”1948年至1949年，该县共收购黄金3000余两。1948年间，位于河北省宽城县的新华金矿（现峪耳崖金矿）建立，主要负责供应采金用原材料和收购成品金，年收金达1万余两。到1949年时，河北省共有岩金矿9座、砂金矿2座。生产方式均为手工作业，全年产金196.31公斤。

 

　　与我党领导的解放区采金产业蒸蒸日上并用来支持抗战和革命事业相比，国民党统治地区的黄金产业举步维艰。为加强黄金矿业开发，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将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组织领导全国金矿资源开发。另外，在经济部内设采金局管理国营金矿。同时，为加强对民间采金的组织和管理，设立了指导民营金矿专员或工程师。尽管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战乱等原因，所开发的金矿产地和黄金产量并不多。据统计，自1937年至1942年，全国生产黄金总计约172.4万两（约53.88吨）。由于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严重，治安混乱等原因，国统区内的黄金生产难以为继，到1944年国营金矿全部停办，经济部采金局也被裁撤，黄金产量随之锐减。

 

 

　　一穷二白基础上的艰难启航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60年产量达到6.5吨。

 

　　1965年至1969年，平均年产量为8.1吨，1966年达到9.6吨。

 

　　1977年黄金产量达到16.02吨，首次超过此前中国历史上产量最高年份（1911年产金15吨）。

 

　　新中国的黄金工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权没收、接管了日伪、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金矿。这些金矿分布在东北、山东、河北、湖南、广西等地，采矿系统、厂房、设备大多遭到严重破坏，旧中国留下的黄金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接管矿山后，立即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把头制，清理现场，维修设备，恢复巷道。经过艰苦努力，1949年末已有20余座矿山恢复了生产。其中包括至今仍在生产的吉林夹皮沟金矿、辽宁五龙金矿、山东玲珑金矿和河北新华金矿（现峪耳崖金矿）。新中国黄金工业之旅就在这种兵微将寡的情况下启航。

 

　　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国民经济千疮百孔，亟待恢复，抗美援朝需要大量武器装备，要求冶金工业向黑色金属倾斜；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使当时的对外贸易基本上囿于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以货易货，黄金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一时未能显现出来。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发生过对黄金工业重视不够、抓得不紧的现象，从而导致了黄金生产徘徊停滞的局面。这种情况，在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后，逐步得到了好转。

 

　　1957年9月，周恩来总理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大力组织群众生产黄金的指示》，决定将黄金价格从90元/两提高到130元/两，要求国家地质队伍加强黄金勘探，鼓励群众探矿、找矿，保障黄金生产所需物资和采金群众所需粮食和日用品供应，实行交售黄金实物奖励制度，取消对黄金生产5％的课税，并将黄金工业发展纳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对重点矿山进行贷款改造，推行机械化采矿和选矿，各地采金积极性大涨。从这年开始黄金产量渐升，1960年产量达到6.5吨。

 

　　1959年5月，董必武同志在视察东北黄金生产时对冶金工业部的相关负责人说：“黄金是最自由的外汇，增加黄金生产是扩大积累、扩大进口的简捷便宜的办法，有条件生产黄金的，都应积极安排生产。”毛泽东同志在1964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董必武同志的提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董老提倡挖金子、银子是对的，要多挖金子、银子。”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黄金生产高度重视，以今天的眼光看，充满了睿智和远见。

 

　　在党和国家的关心支持下，1965年我国成立了中国黄金矿产公司，采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集中统一管理黄金生产，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黄金工业体系，标志着我国黄金工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山东省三山岛、焦家、新城3个特大型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床在这一时期被发现，五龙、金厂峪和招远金矿等我国第一批500吨/日规模的黄金矿山相继建成投产，小秦岭黄金基地建设也进入全面准备阶段。这一时期，黄金产量提高较快，1965年至1969年的五年中，平均年产量为8.1吨，1966年达到9.6吨，是1949年的2.3倍。

 

　　“文革”时期，中国黄金矿产公司被迫撤销，黄金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处于艰难徘徊状态。周恩来总理嘱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同志抓黄金工作，1975年王震临危受命，担起了黄金工业发展的重任。

 

　　面对当时黄金工业一片凋零的现状，王震组织冶金工业部、地质部的领导和专家，成立“黄金生产领导小组”，力排“文革”干扰，亲自带队，奔赴山东、内蒙古、东北三省、湖南、湖北、河北、新疆、陕西、四川等产金地，深入矿区调研考察，了解黄金探矿、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研究制定政策措施，增加投入，迅速大力度地推动了黄金生产，扭转了黄金工业的被动局面。在王震的主持下，黄金行业管理得到了加强，并根据黄金矿山的特点，制定了边探、边采、边设计、边施工的发展方针，完善了扶持政策，促进了黄金工业的快速发展。

 

　　1976年1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冶金工业部成立黄金管理局，负责研究制定全国黄金工业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统一领导管理全国黄金生产。为扶持黄金工业发展，制定了多项扶持政策，实行价外补贴、专项贷款、外汇分成、实物补贴和确保生产物资供应，形成了此后黄金行业实行多年、行之有效的“以金养金”政策体系的雏形。在此期间国家投入了大量勘探资金，黄金找矿有了重大突破，先后建成一批重要的黄金生产基地，奠定了黄金行业在改革开放后腾飞发展的基础。

 

　　1977年黄金产量达到16.02吨，首次超过此前中国历史上产量最高年份（1911年产金15吨）。